如果相反，当一种法律与经济的持续性连接关系通过合同而存在，那就意味着引入外国法律不仅影响自身的法律，而且还将影响经济。
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法学都是依据市场失灵—国家干预这样的逻辑来构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作为经济法的主要立论基础。市场监管法为宏观调控法提供了缓冲制约机制，使宏观调控不至于蜕变成经济集权和经济专制。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使得调整它们的宏观调控法（包括其中的宏观调控政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组合等）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经济法是与国家干预有关的法律，凡是与国家干预无关的法律不是经济法。首先，中国的法律传统是大陆法系，注重法学理论研究，对探讨法的对象、法的概念、法学范畴、法的原理、法律原则、法的体系等有不竭的理论旨趣和不懈的理论追求，这与英美法系是不同的，它们更注重实用。[3][英]詹姆斯·米德：《混合经济》，欧晓理、罗青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5页。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以后就相对独立于行政法，这是由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所决定的：两者的调整对象不同、两者的主体不同、两者的权力不同、两者的法律属性不同、两者的本位和宗旨不同、两者追求的利益不同。
在市场体制下，必须把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必须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干预应依存于、服务于市场调节。市场监管法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宏观调控法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措施。普法宣传活动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再次宣示，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目标是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些细致入微、有着鲜活生命力的规则所形成的特定社区、行业或者人群的社会治理，可以称之为传统法治概念之外新出现的软法之治。它不仅总结和展示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宣示了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人权事业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它的主体内容、前面五章的标题分别是：一、经济建设中的人权保障。比如，截至2013年8月，我国全国约有23500名律师受聘担任各级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占到全国律师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人权高级专员皮莱在致词中呼吁继续落实宣言的内容，以早日实现人人平等地享有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目标。五、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人权保障。
国际人权法、国际劳工法、国际人道法、难民法、国际刑法等也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现象。软法之治，尊重了权利主体的主人翁地位，更贴进社会，对传统的概念下的法律是有益的延伸和补充。因为这一类的计划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切实予以实施和执行，既具有指导性，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执行力，所以在学理上属于广义上的软法。以民生为导向，加强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社会立法是我国立法的新趋势。
而法律、特别是社会立法的实施，不能仅仅靠司法机关，更要发动社会，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参与。[2]同时，它明确指出，制定和实施的计划的原则包括全面推进原则。在国际人权法领域，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不定期通过的解释公约规定并指导公约实施的《一般性评论》或者《一般性建议》作为专家委员会通过的文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在公约的履行和缔约国履约报告审议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可能有直接的影响。[3]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人权保障有着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而民间行业协会、自治团体等也会自行制定一些要求其成员自律的行为规范和质量标准等规则，同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国内，政府出台的关于人权保障的阶段性工作计划和政策性文件，虽然本身并不象法律条文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规定了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政策性措施，是结合政府职责和任务制定的国家规划，是宪法和法律在政府工作中的具体化。
[6] 当今社会，在传统的重视国内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以它们为基础，一方面，国际法、国际软法值得更多重视。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它强调人权是相互联系的，各类人权同等重要。司法并非法律实施的唯一途径。比如，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中国的人权观与发展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宣言，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地对待人权。 三、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确认对人权的保障 在国际法上，今年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65周年。
2011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有利于更好地预防职业病危害，进一步维护广大劳动者和职业病人的合法权益。国际法和国内法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但是它们之间有着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密切联系。
它明确指出，党领导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包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另一方面，国内法中，严格意义的硬法和软法需要兼顾，而过去不认为是法、现在发现与法律实施密切相关、与法治建设密切联系的载有软规则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和社会自治规则，同样值得重视，需要纳入法治的视野予以关注。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其中关于器官买卖、强迫劳动、协助组织卖淫等条款的修改都与我国对该议定书的加入有关。相关修订着眼于人权保障，并取得许多历史性的突破，其立法精神正是从过去比较注重打击犯罪向现在更加注重人权保障方向的转变。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的立场非常明确。[6]关于软法之治的详细探讨和代表作，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它清楚地回答了在我国人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修订，特别加强了对广大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
而且，在国际社会，人权主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此次修订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我国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法制保障。
2012年12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30年来，我国宪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有力促进了人权事业发展。与以往按照权利分类进行篇章布局不同，最新的白皮书与中国政府对发展的新的理解——发展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组成，通常称为科学发展观——保持同步，并将人权的视角纳入发展的各个方面。
在法律体系形成、总体上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贯彻老年法 造福老年人宣传活动 在这方面，全面地对待法律就意味着，所有有效的法律都应该付诸实施，既包括刑法、民法等操作性强、可直接诉诸司法救济的硬法，也包括指导性强但操作性相对较弱、除司法救济外还有更多社会保障需求的诸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软法。
这种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实践中却非常实用的软法现在越来越多。 现代社会，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司法仍然是法律权利救济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不可否认，并且应该继续重视。
一、人权是一个整体 2013年2月2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高级别小组讨论会，纪念国际人权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维也纳人权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宪法的实施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
宪法作为根本法，是一国法律体系的根基。2007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2012年6月11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我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软法的概念源于国际法，本来在严格意义上是指具有表示法律确信一类的软性法律效力、却由于未经有关国家批准从而形成条约或者尚未构成国际习惯从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比如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或者有关国际组织通过的行为准则、指引等。
